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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人物的阿妮玛与阿尼姆斯倾向研究——文学论文

2015-05-26 11:08:06  字体:   打印 收藏 

摘 要:荣格认为假如要使人格得到完美的调节,达到和谐与平衡,那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意象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意象在个人的无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基于此,他提出了男性的阿妮玛(anima)原型和女性的阿尼姆斯(animus)原型理论。阿妮玛是一种原始模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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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认为假如要使人格得到完美的调节,达到和谐与平衡,那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意象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意象在个人的无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基于此,他提出了男性的阿妮玛(anima)原型和女性的阿尼姆斯(animus)原型理论。阿妮玛是一种原始模型形式,它指“一个男人身上会具有少量的女性特征或女性基因。它在男人身上不呈现也不会消失,但始终存在于男人身上,并起着女性化的作用”。[1]阿尼姆斯是与阿妮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象征着女性内在的男性成分。同阿尼玛一样,它既是原型的意象,也是女人的情结。荣格得出阿妮玛和阿尼姆斯原型的生理学依据是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分泌雌雄荷尔蒙,所以雌雄同体的现象在任何人身上都具备,只不过它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当中不易为人察觉。或许有人会否认自己身上存在此类情结,但是荣格认为“当某个女人以百折不挠的信念有所坚持时,当她运用某种强硬的方式和手段时,她内心中潜在的阿尼姆斯便显现出来”。[2]《红楼梦》以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样态呈现给世人,其人物之多人性之复杂其它小说难堪其匹,而红楼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两性互异的阿妮玛与阿尼姆斯情结。

一、红楼女性的阿尼姆斯情结

曹雪芹写《红楼梦》旨在为“闺阁昭传”,因此以金陵十二钗为主的第一形象群明显居于小说的主要地位。她们虽然形象不同、性格有别、思想各异但都或多或少带有阿尼姆斯倾向。其中以史湘云、王熙凤、贾探春最为突出,薛宝钗曾被评为“女夫子”与她的男性化特质不无关系。如果将女性的阿尼姆斯情结进行区分的话,则有内外之别,荣格称之为人格面具的“内貌”与“外貌”。具体而言“外貌”是指女性行为举止装扮上的男性化倾向,而“内貌”则主要指女性思想性格情感追求等方面的男性化趋势。

薛瑞生曾说:“大观园里有两位男子气质的女子,这就是贾探春和史湘云。贾探春的男子气质表现为政治风度,而史湘云的男子气质则表现为名士风度。贾探春是封建社会的预言者,她最早看出并预言了四大家族无可挽回的败落命运。史湘云是封建社会的逍遥者,她独立于叛逆者与卫道者之间,用笑迷迷的眼光看着人世,风度显得是那么潇洒飘逸”。[3]史湘云是《红楼梦》中备受人们喜爱的形象,因为她“英豪阔大宽弘量”,无俗常女子扭捏脂粉气。她自幼喜扮男装,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湘云“穿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第六十三回也有类似的描写,湘云“素习憨戏异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銮带,穿折袖”。看见宝玉将芳官扮成男子,她便将葵官也扮了个小子,并将葵官的名字改换作“大英”。因葵官姓韦,便叫作韦大英,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语。可见,湘云不仅从外貌上喜欢女扮男装,而且从心眼里崇拜真正的“大英雄”。第四十九回湘云和宝玉生吃鹿肉,黛玉笑话她像叫花子一样没有女孩子的矜持,她却用“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进行反唇相讥。这种风流不羁洒脱爽朗的性格不仅有魏晋名士风度,更让人想起太白醉酒方能赋诗的佳话。她的诗号“枕霞旧友”源于史家旧有的水亭枕霞阁,象征她是一位枕烟霞而啸山水的高蹈人物,而且她张口就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就连工于诗词的宝玉也稍逊一筹。

从内貌来看,人们觉得王熙凤虽然心狠手辣,但毕竟是个美人胚子,因为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她的首次出场,恍若神妃仙子一般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女性美。但是以第三回王熙凤初次出场下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的表现,可知她给人的是一种为男子具备却又超越男性的震慑力和威严感。而且她不信阴司地狱报应的人生哲学和向下不屑地狱向上睥睨九霄的唯我独尊,使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表现的比大男子主义更为跋扈。除此之外,她性格颇具男孩子气且体力过人,第二十五回宝玉和凤姐中了巫术,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慌乱作一团,周瑞媳妇忙带着好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才能将她抱住,夺下刀来。第二十九回贾母代领众人去清虚观打醮,凤姐一扬手就把小道士打了一个筋斗。凤姐出身于达官显贵洋务世家“自幼假充男儿教养”,恰巧第五十四女先儿戏文中有一位残唐乡绅的儿子就名唤王熙凤。一个是残唐乡绅之子,一个是末世来的凡鸟,或许曹雪芹在为这个人物命名的时候就赋予了她非同一般女子的特殊性。正是处在这种当男孩养、与男孩为伍、与洋人接触的开放型环境中,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她身上渐趋式微,而张扬的个性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贾母戏称她是“凤辣子”、“泼皮破落户”;贾琏背地里咒骂她为母夜叉;脂砚斋评她与贾雨村是“一对乱世奸雄”,常把她与男人进行比较;冷子兴说她言谈爽利,心机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而或许最贴切的还应数秦可卿的评价“脂粉队里的英雄”。所以,即使恨王熙凤入骨髓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反应机敏,坚毅刚强,独立狠辣而又自信果断。她天性果敢好强,能够在有利的生活环境激发自己的潜质,在不利的环境里保持冷静并迅速采取趋利避害的措施,甚至不惜使用各种卑鄙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她的处事不惊运筹帷幄在红楼男性中几乎无人能及。

贾府除了王熙凤之外,能够前瞻性地考虑家族命运的只有探春,她也曾表示但凡自己是个男儿身便定当出去建功立业。她与一般小姐的区别在于不庸俗,不扭捏,本质强硬,气象阔朗,才思精细,言行得体。“她没有迎春的懦弱,也没有惜春的孤僻。她举止大方,胸襟开阔,但并不浪漫,她是一个具备男子性格的女性,但又不如史湘云那样露骨”。[4]小说对探春的肖像描写比起宝玉来简单的多,“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第三回),如果只看后四句我们将其视为对貌美男子的描写也不为过。探春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主要在于她敏锐的洞察力和凛然的政治风度。可以说她是大观园中惟一具备政治才干的女性,王熙凤所有举措都是从一己功利主义出发,而探春不同,“这种人有抱负,有干才,遇有机会她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虽也终逃不出一般女性生活的轨范,但比起别人来确乎具备俨然凛然的政治风度”。[5]在探春的内心里一直有种男子甚至超过男子的冲动,这从她组织诗社的诗词中可见一斑,“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或许作者一方面诅咒这个龌龊肮脏的家族,但另一方面又眷恋它往昔的显赫与荣光,在男性世界中他实在找不出一个有担当能挽回颓运的英雄,因此便寄希望于女儿,在苦闷与彷徨的内心世界塑造出有男性化的女性角色以慰藉自己的心灵。

二、红楼男性中的阿妮玛情结

曹雪芹塑造的红楼男性为数众多,但是贾府男性主子里,贾政愚腐昏聩,贾琏浮靡放荡,贾敬求仙问道,贾环粗卤蠢笨。唯有宝玉钟灵毓秀、聪颖飘逸。但在贾政眼里他是个只学些“精致的淘气”的封建孽子,在众人眼里宝二爷是个性格乖僻似傻如狂的公子,连龄官也误认他是个丫头。贾宝玉身上沾染了浓重的脂粉气,他的自然人格中带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书中也常常出现“诸艳之冠”、“总领众花”、“情榜之首”的评语。

从人格面具的“外貌”来看,贾宝玉第一次出场时单从衣着服饰就显示出他的锦绣耀眼、精美娇艳。而宝玉的容貌也极富女性化色彩,“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待见过林黛玉换了衣服之后再看则“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第三回)这样的描述施之于任何一个女性肖像描写都不为过。

从“内貌“来看,由于贾宝玉从小在内闱斯混,他对香艳浓丽的饰物,有一种本能的偏嗜与喜好。怡红院花团锦簇,室内装饰摆设奢华香艳,与宝钗闺房的朴素幽雅大相径庭。宝玉的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更是他女性化性格的标志。艾芜曾说“他的‘新’,就‘新’在他第一个以女性化的心灵,强烈憎恶男子的污浊粗暴,从而对他们完全绝望;还‘新’在他第一个以女性化敏感,对一向压制的女性寄以尊敬和同情,一身担负了他们全体的悲剧的重量。”[6]一方面,在性别角色体认上,他有强烈的模仿女性倾向,喜调花弄粉,偷吃人嘴上的胭脂口红。心理学家按照体液与气质的不同将人格个体类型划分为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如果风露清愁,敏感好哭的林黛玉属于抑郁质,那么宝玉身上的多愁善感同样浓郁,而宝玉哭的次数和程度也丝毫不亚于黛玉。他常常无故寻愁觅恨,悲天悯人、伤春悲秋、触景生情、感花念柳。看到落红遍地随风飞卷,便联想到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想到那些与自己朝夕相处聪明灵秀貌美皎洁而又命运不幸的女孩们“一朝飘泊难寻觅”便不由地黯然神伤滴下泪来。他对于时光流逝风物变迁,有一种病态的敏感,这与林黛玉真可谓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琐碎事象在他心里就能引起强烈的震颤与怆痛。这一切既表现贾宝玉的博爱,对年轻女子命运的关注,对她们悲惨命运的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宝玉性格的软弱,经历了晴雯含怨而逝的惨痛,他也只能在象征着晴雯狷洁娇美的芙蓉花下,恸泣长诵《芙蓉诔》。面对咄咄逼人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压迫,他无力正面反抗,只能像婴儿一样蜷缩在女性子宫一般的大观园里才能得到暂时的慰藉。

他崇信女性至上,赞扬她们貌美如花,聪俊多才,气质高雅,清纯皎洁。常常挂在宝玉嘴边的不是孔圣孟贤仁义道德,而是闺阁花柳;悬在宝玉心里的不是仕途经济文谏武战,而是女儿的幸福与命运。他一方面享受女子带给他的愉悦,沉醉于一个飘渺的迷梦般的假设中不自拔。另一方面又以女子的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甚至幻想自己来世托生女儿身。如果说,宝玉是作者在封建社会整个污浊肮脏腐朽黑暗的男性世界中所发现的一点微弱亮光,曹雪芹便不惜将女性的美好特质参杂到他身上,以期借此为契机引发人类固有的良好心性,祛除后天的不良基因。可是事与愿违,与女儿们过分亲密不仅未使宝玉的性别角色得到正确定位,反而使他的人格打上了无法摆脱的女性化印记。同样在小说中能够与宝玉习气相投的人物也都表现出了浓郁的阿妮玛倾向。第七回秦钟初次露面时“较宝玉略瘦些,清眉秀目,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羞羞怯怯,有女儿之态”。第九回也说他“腼腆温柔,未语面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如果从女性角度来审视,论相貌秦钟丝毫不输于大观园里的女子。而宝玉倾慕已久的蒋玉函原本就是忠顺亲王府里的伶人,生的更是妩媚温柔惹人怜爱。但是当这些人一一离去,秦钟早逝,晴雯夭亡,黛玉含恨而死,他所眷顾的女子或死或嫁之后,他的任性率情、厌恶功名、追求自由、反对礼教都成了虚无,一时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当他无法承受人世的骤雨狂风,便再次选择了逃避,只是这次大观园不再,唯有佛门能够拯救他的心灵。曹雪芹期冀通过贾宝玉的自救来获取救世的法门,意料不到的是自己的主人公终因人格的缺失而陷入失败的泥淖。这不知是对人物命运的讽刺,还是对作者苦心孤诣的揶揄?

三、阿妮玛与阿尼姆斯情结探源

中国人的普通人格模式以男耕女织,男外女内为标准。男子应当孔武有力、英勇无畏有担当,女子应当温柔贤慧解人意。但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却并非如此。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男人带有女性气质,君子须文质彬彬、知书达礼、温文尔雅。中国文化的阴柔性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楚辞”便极富阴柔色彩,男女皆以奇服美饰为尚。《离骚》就给人们留下一个衣着华美品性高洁的诗人形象,譬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创造的“香草美人”意象便是以修辞手法表达出颇富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六朝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楚文化崇尚阴柔之美的倾向得以保存和发扬,男子女性美的人格风范受到追捧,而男子傅粉、施朱、熏衣、着香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经历了卓立风发、恢弘昂扬的盛唐气象,晚唐以后传统文化再次表现出阴柔的特色,婉约词自始至终在宋代文坛都保持着正宗地位,就连豪气干云的辛弃疾《摸鱼儿》也有“更能消几分风雨”的以女性自况的浅吟低唱。女性的多愁善感成为男性文人创作的必备心理条件,而“美人迟暮”、“香草美人”、以女性自拟更是文人创作难以释手的常见意向。

曹雪芹以女娲炼石补天为拟书根由,而女娲补苍天本身就隐喻着女性重整人类秩序。有学者认为女娲补天源于共工怒触不周山,使大地残破。那么女娲补天无疑是在拯救被男性的破坏力量扰乱的世界秩序。阳性文化一元化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灾难,而阴性文化却能拯救人类免于灾难。远古神话以其反面教训给人类喻示了阴阳互补、多元包容、两性共同发展的文化形态。女娲作为女神,象征着女性创造力与女性优势的原型。在《红楼梦》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才貌双全谈吐不凡的女性形象,凤姐、探春、湘云、宝钗、尤三姐等,她们在行止见识、创造管理以及洞察世务上都胜过贾府中的男性。她们的存在与女娲神话及其所隐喻的双性同体和神奇创造力相呼应,正是在这种集体无潜意识中,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表现出了通常被父系男权文化排斥在外的、被挤压在人们意识深层的原型题旨。

曹雪芹记“顽石”而悲叹“无材可去补苍天”,红楼男性不是昏聩无能就是被女性同化,皆无力承担“补天”责任,故心存矛盾的作者将期望转至红楼女性。周汝昌认为“曹雪芹既否定男子的‘浊臭’,而又从女性心理上窥见她们心灵深处如何看男性的真正优长之所在”,[7]希望女子担负起救赎的责任。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男性因为阴茎而获得统治世界的能力,在男性标准的参照下女性则是缺乏的、被阉割的,具有阳物羡慕的情结。这里且不论弗氏理论是否偏激,如果将阴茎与顽石等同,以女性阴茎的空白(无)与天的残破类比,那么曹氏的“无材可去补苍天”,不仅预示着石头(男性阳物)的缺失,更表明了女性以无(阴茎)去补天的徒劳。因此,非但王熙凤无法拯救贾府行将没落的命运,湘云、探春也无法堪此重任。曹雪芹以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文学创作活动,来表现历代文人共有的被社会遗弃的无助心态,流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怀才不遇悲剧意识,反映了对封建社会无法挽回的没落命运的悲悯,并以期通过几个半世亲睹亲闻的不寻常女子来探求精神出路找寻心灵家园,遗憾的是作者末了发现的却是一个“无”,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注释:

[1][2]常若松《人类心灵的神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8页

[3]薛瑞生《是真名士自风流——史湘云论》.红楼梦学刊,1996,(3),130页

[4]胡成仁《论探春——大观园中的女政客》.大公报,1947,5(14、16)

[5]王昆仑《政治风度的探春》.现代妇女,1943,(4)

[6]胡文彬、周雷《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7]周汝昌.《<红楼梦>精神分析与比较研究序》昌潍师专学报,1996,15(2)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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